姚喆（1906.8 - 1979.5.27），曾用名姚秩章。湖南省邵阳市双清区人。一九二八年参加平江起义。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班长、司务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参谋长，北路军参谋长，陕甘宁独立师师长。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参谋长、骑兵支队副司令员、司令员，绥蒙军区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第一野战军八军军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是四届全国人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五届全国常委，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姚喆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生平概况
姚喆，1926年任乡农民协会主席。1928年参加平江起义。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八大队班长，五大队司务长、排长，第三师特务连连长，红三军团特务团营长，第一师三团团长、师参谋长，瑞金保卫局总队部总队长，红三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红二十六军第七十八师参谋长，北路军参谋长，陕甘宁独立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参谋长，大青山支队参谋长，骑兵支队副司令员、司令员，绥察行政公署主任，塞北军分区司令员，绥蒙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第一野战军八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绥远军区副司令员，第二十三兵团副司令员，总高级步兵学校第一副校长、校长，武汉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25年11月参加农民协会。
1926年任乡农民协会裁判委员、主席。大革命失败后，进国民革命军湖南独立第五师随营学校学习。1928年7月在黄公略等率领下，参加平江起义。192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第七团特务队队长，红五军第八大队班长，第五大队司务长、排长，红五军第四纵队第五大队排长，红五军第三师特务连连长。
1929年8月至1930年4月任红五军第四纵队大队长、党委委员。
1931年12月任红三军团特务团营长。
1932年3月至1933年1月任红三军团第五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
1933年1月至6月任红三军团第一师参谋长。后部队缩编，任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参谋长。
1934年4月至7月任红三军团第五师第十五团代理团长。7月在瑞金任国家保卫局政治保卫总队总队长，后改称保卫团，任团长。同年任红三军团第五师第十四团团长。参加井冈山保卫战和打长沙、攻赣州以及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斗争。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同月至11月任中央红军第二野战纵队代参谋长、政治保卫团团长（至1935年1月）。
1935年1月至2月任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代团长，3月任团长，担负保卫中央首长和机关安全的重任。9月任红军陕甘支队第二纵队第十二大队大队长。到达陕北后，任红一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11月任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参谋长。
同月至1936年5月任军委后方办事处补充师师长。12月任红军北路军参谋长。参加直罗镇、东征和西征战役。
1936年4月至1937年8月调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陕甘独立师师长。作战英勇多次负伤、带伤指挥战斗，受到中央军委和军团的嘉奖和表扬，并荣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的三等红星奖章。全面抗战爆发后，
1937年9月至1938年6月任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八旅参谋长。
1937年10月至1938年12月任八路军第一二○师参谋处处长。参与领导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斗争。1938年7月至1940年7月任大青山支队参谋长。
1940年7月至1942年12月任大青山骑兵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42年10月至1945年2月任中共塞北区工委委员。
1942年12月至1945年7月任晋绥军区塞北军分区司令员。
1944年10月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1945年2月至8月任绥蒙军区司令员、中共绥蒙区委员会委员。其间，1945年4月作为晋绥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会议尚未结束，即奉命率领部队收复大青山南北广大地区，占领平绥线除包头、归绥以外所有重要城镇。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9月至1949年5月任绥蒙军区司令员、中共绥蒙区委常务委员（至1949年6月）。1947年秋至1949年2月任中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1948年3月称联防军区）委员会委员。
1948年7月至12月兼任第八纵队第十一旅旅长。
1948年9月至1949年2月任西北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纵队党委书记。
1949年2月至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八军军长、军党委书记兼绥蒙军区司令员。6月任华北军区绥远军区司令员、中共绥远省委常务委员（至1952年8月）。同年12月至1952年7月任绥远（省）军区副司令员，1950年1月至5月任党委副书记，同年5月至1952年7月任党委书记。1950年1月至1952年8月兼任中共绥远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1951年1月至1952年6月任解放军第二十三兵团党委常委。
1951年3月至1954年3月任绥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
1951年8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三兵团副司令员，参与率部开赴抗美援朝前线，修建机场。
1952年1月奉命回绥远任省军区副司令员。12月调军事学院学习。
1955年1月至6月任总高级步兵学校党委委员，同年6月至1958年10月任党委第二副书记，1958年10月至年底任党委副书记。
1955年2月至1957年9月任总高级步兵学校第一副校长，1957年9月至1958年任校长。
1960年11月至1975年8月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党委常委（1961年2月起）。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
1979年5月2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挺进大青山
姚喆1906年农历8月28日出生于湖南省邵阳县第二区永安乡横塘冲村（今邵阳市双清区渡头桥镇光辉村）的一户中农家庭。1925年11月加入农民协会，翌年任乡农协主席。1928年7月，姚喆跟随彭德怀参加平江起义，随后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的领导下，姚喆参加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参加了一至五次反“围剿”作战、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和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姚喆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参谋长、军参谋长、师长；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旅参谋长、绥远大青山骑兵支队副司令员、司令员、绥远塞北分区司令员、绥蒙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第八军军长、绥蒙军区司令员；全国解放后，历任绥远省军区副司令员、二十三兵团副司令员、总高级步兵学校第一副校长、校长、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曾当选为党的七大代表、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55年，姚喆被授予中将军衔，毛泽东称他为“开国将军”。
姚喆是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创始人之一。1938年，党中央、中央军委任命李井泉任司令员，姚喆任参谋长，彭德大任政治部主任，率领八路军一二○师大青山抗日游击支队，挺进大青山。1940年，李井泉奉调回晋西北工作，姚喆接任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支队司令员。他率领英勇顽强的抗日游击支队指战员战严寒、斗饥饿，在大青山整整坚持了7年，与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巧妙周旋，建立和巩固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粉碎了敌人一次次疯狂的“围剿”和“扫荡”，保证了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根据地的安全。
接运过冬衣
恶劣环境
大青山位于绥远省中东部（今内蒙古自治区西部），东起集宁以北的灰腾梁，西接包头西面的乌拉山，南连开阔肥沃的土默川平原，北麓是辽阔的草原，一直延伸到中蒙边境，东西绵延三四百公里，南北宽四五十公里，属典型的塞外高原气候带，因受西伯利亚和外蒙古寒流的侵袭，冬季最低气温达零下30多摄氏度。数九寒冬，荒山野岭滴水成冰，积雪有1米多厚，在背阳光的地方，半年时间都融化不了。在这种气候下过冬，没有皮衣，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
战事背景
1938年7月29日，在与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等领导握手告别后，李井泉、姚喆等率领大青山支队2500名将士从山西五寨县出发，踏上了挺进大青山的征途。途中，他们接到一二○师师部指示，命令他们派遣精干力量返回晋西北平鲁县接运过冬用的皮衣。
当时，敌伪军已完全摸清部队挺进大青山的行动方向，正疯狂地向部队发起围追堵截。这个时候要杀回马枪去接运皮衣，确实是一项十分艰难的任务。为了顺利地将皮衣接运到大青山，姚喆打算亲自出马。他与李井泉等支队领导一合计，决定将部队分成两部分，由李井泉率领主力继续向大青山绥中地区挺进，他则率领七一五团第一营和四支队第三连返回晋西北平鲁县。
在大部队向纵深挺进后，姚喆率领小分队指战员在蛮汗山和长城附近兜了好几个圈子，以迷惑敌人。不料，当我小分队行进到大榆树、韭菜沟地段时，驻扎在归绥的日寇后宫步联队“嗅”到了八路军的行踪，立即调集好几百人的兵力，向我小分队猛扑过来，企图将我1个营和1个连围歼在韭菜沟一带。面对气势汹汹的敌人，姚喆当机立断，决定停止前进，抢占有利地形，就地给敌人以迎头痛击。
战斗打响前，姚喆来到三连阵地马鞍山麓。他匍匐在前沿草丛中用望远镜仔细观察敌情后，走进工事，拍着一名学生兵的肩膀问：“小鬼们，你们打过仗没有，怕不怕打仗？”“不怕！”望着参谋长坚毅的目光，这些十七八岁的小战士们，一个个斩钉截铁地说：“日本兵胆敢爬上来，我们就狠狠地揍他，叫他们脑袋开花回老家。”“对待敌人就是要有这么一股子狠劲，要勇敢，不怕死。但也不能蛮干哟！你们要听指挥，要机动灵活，才能打胜仗。”
战斗打响
战斗打响后，小分队的指战员们在姚喆等的指挥下，英勇顽强，从上午到下午，与敌人激战了六七个小时，一连打退敌人10余次进攻，最后迫使敌人丢下20多具尸体，灰溜溜地缩回了归绥。
时间就是胜利。打退日本鬼子的进攻后，姚喆指挥战士们连夜赶往接运皮衣的平鲁。在路上，当他们见到一二○师警备六团团长孙超群和政委张达志带领部队护送着100多头毛驴驮着的1400多件皮大衣走来时，小分队的指战员们傻了眼，姚喆更是犯了愁。这百几十头毛驴一溜儿排开，每头毛驴分别驮着十几件皮大衣，那场景着实壮观。可是目标这么大，怎样才能通过敌人的一道道封锁线，将这些东西完好无损地运到大青山去呢？姚喆倒背着双手，独自绕着这毛驴队转悠起来。忽然，他停住了脚步，叫来了一营营长傅传作和三连连长梁劲秀。他们3个人嘀嘀咕咕一阵商量后，决定让小分队的指战员每人穿一件皮大衣，剩下的再用毛驴驮运。
这办法当然好，毛驴队一下子精简了三分之二，可就是苦了战士们。当时正值盛夏季节，战士们全都身着单衣薄裤，脚穿草鞋，但没有一个不是汗流浃背的。这下好了，除了要背着原来的武器、弹药、干粮和背包外，还要穿一件几斤重的皮大衣，那闷热劲，就别提有多难受了。见战士们满脸难色，姚喆抓起一件皮大衣就往身上穿。在他的带动下，战士们再也没有多讲一句话，几百件皮大衣全都上了身。
当接运皮大衣的小分队来到平绥铁路附近时，姚喆从抓获的“舌头”口中得知，日伪军已在铁路沿线设下重兵埋伏，企图截取部队的皮大衣。事不宜迟，姚喆命令护送他们的孙超群和张达志，率领警备六团从侧后包抄过去，奔袭日伪军的老巢红沙坝车站，以钳制敌人。一时间，红沙坝车站枪声大作，火光冲天。埋伏在铁路旁的敌兵哪还顾得了抢八路军的皮大衣，一个个抱头鼠窜，没命似的跑回车站，去保他们的窝点。说时迟，那时快，姚喆率领身穿皮大衣的小分队，赶着几十头毛驴，前后不到半小时，不折一兵一卒，全部由三道营附近越过了敌人严密封锁的平绥铁路。
在接下来的一天一夜里，姚喆带领小分队昼夜兼程，一口气赶了七八十公里山路，胜利到达大青山腹地大滩（今察右中旗境内），与主力部队会合。从此，绥远大青山地区的抗日斗争出现了新的局面。
改建骑兵队
背景
以大青山为中心的绥远敌占区，除了大青山、蛮汗山是山区外，大部分是丘陵地带，还有土默特平原和乌素察布草原。
日伪军在大青山地区的军事力量绝大部分是骑兵和机械化部队，特别是伪蒙军和土匪，全部是骑兵武装。部队在许多战斗中，曾因步兵行动缓慢而失掉有利战机，使部队向平原和丘陵地带的发展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
实践证明，将大青山步兵支队装备为骑兵支队，是对付疯狂的日伪敌军，扩大战果的最好的武装斗争形式，是开展群众工作，配合地方党组织建设和巩固游击根据地的保障。1938年11月22日，党中央在《关于绥蒙工作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在这一地区的战斗，非有骑兵不行”，“应该使自己迅速拥有多数骑兵”。此后不久，大青山支队就骑兵部队的建立专门请示党中央，毛泽东和一二○师贺龙、关向应首长很快作出批示，要求大青山支队迅速由步兵改建为骑兵。
大青山北麓的农业区、半农半牧区和牧业区盛产马匹，大青山南麓农业区的蒙、汉族农民也擅长养马骑射。按理说，人民抗日游击支队改建骑兵部队，应该不是一件难事。然而，由于日伪军的征调，国民党“自卫军”的摊派和土匪掠夺，人民群众家里的马匹并不多。为了解决马源困难，姚喆指示各大队一定不能增加农牧民的负担，要积极向日伪军和土匪展开进攻，从他们手中缴获马匹。
改建
驻扎在绥南地区的一营营长邹凤山，接到支队关于改建骑兵的指示后，立即召集班以上干部开会研究，大家表示坚决拥护支队司令部的决定，通过战斗完成步改骑的任务。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邹凤山率一营三连指战员步行40多公里，突然袭击了归绥郊区陶卜齐附近的一个匪巢。土匪头目是绰号叫“干豌豆”（意为豌豆皮也要榨出4两油来）的惯匪肖顺义。这次奔袭，部队共俘获排长以上土匪头目24人，缴获长短枪70余支，战马100余匹。一夜之间，绥南部队由步兵变为骑兵。
在绥中地区，三大队、四大队和支队司令部虽在战斗中缴获了一批马匹，但远不能满足需要，这就要求我们深入村庄，去动员那些具有爱国思想的蒙古族上层人士和地主，为八路军捐献马匹。武川县五合乡和三元井乡一带教会势力庞大，控制这一带的神甫是比利时人，教堂里配备有骑兵武装，对教徒控制甚严，一些大户有心为抗日捐献马匹，但慑于教会势力的威胁，不敢做出善举。姚喆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率四支队政治干部樊炽华、田恩民亲自去教堂，向神甫宣传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宗教政策。在姚喆的耐心劝导下，比利时神甫不但不再阻止教徒支援抗日，还将教堂里的马匹捐献给了大青山支队。这样以来，绥中地区部队顺利地筹集到军马数百匹及一批军用物资。
组建骑兵除了要解决马匹和鞍具外，还必须统一指战员对组建骑兵必要性的认识，还必须训练骑兵，掌握骑兵技术。大青山支队除了当地新补充的士兵以外，包括四支队在内的大多数指战员不会骑马，不懂骑马战术，不会养马驯马。有些战士对当骑兵要铡草筛料，要半夜起床添料，大清早还要饮马、遛马，觉得太麻烦，不如步兵省事省心；有些战士畏惧战马的烈性……总之，既有学习驯养战马，掌握骑兵技术的问题，也有解决思想认识的问题。
姚喆虽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长征途中骑过马，但对骑兵了解不多，更谈不上养马驯马了。为了作出表率，姚喆主动拜当地马倌和善骑射的蒙汉群众为师，向他们学习驯养方法和乘骑技术。在他的带动下，广大指战员信心倍增，提高了思想认识，克服了畏难情绪，很快掀起一个比学马术的高潮。学习中，姚喆将蒙汉群众日积月累掌握的饲养、乘骑经验，总结提炼成一首首朗朗上口的歌诀，如：“脚尖跟蹬，身略前倾，两腿夹紧，屁股坐稳”、“草膘，料劲，水精神”和“草短，料净，水要清”，等等。指战员们对照歌诀，在蒙汉群众手把手的指导下，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训练，不仅学会了驯养战马的方法，而且掌握了一整套乘骑作战的本领。为了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不断提高我游击部队的作战能力，姚喆还提出“一边打仗一边建，一边行军一边练”的口号，带领指战员们在战斗空隙时间，或头顶晨曦，或身披残阳，驰骋在广袤的草原上，展开马上瞄准、马上劈刺和策马追击等训练。这样，大青山抗日游击支队很快成为一支强劲的骑兵部队。
1939年底，姚喆将分布在绥南、绥中、绥西三个地区的4个大队，整编为3个骑兵营，加上四支队所属4个连，下辖13个连。1940年5月28日，大青山支队骑兵营扩编为团的建制，兵力最多时发展到2000余人。
成果
1940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近万人马在国民党中央及绥远当局的统辖下，名为抗日，实则流在大青山地区，一方面不断制造摩擦，阻挠和破坏我大青山军民的抗日斗争；一方面秘密地与日本侵略者勾结，准备随时投敌，蒙汉群众气愤地称他们是“灭蒙助日亡国军”。为了聚歼这伙日寇走狗，姚喆决定按照“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和“人不犯我，我不犯我；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立场原则，坚决实行自卫反击，彻底扫除抗日道路上的障碍。在这一年春节的1个多月时间里，我骑兵支队与“自卫军”连续进行了10多次战斗，共俘虏“自卫军”2000余人，缴获长短枪1000余支、电台9部。“自卫军”遭沉重打击后，其残余势力全部向河套地区溃逃。
1940年3月底，西进河套的日本侵略者在遭受傅作义部队重创后，全部撤回大青山地区。从4月开始，对我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发动接连不断的“扫荡”。每次“扫荡”，日寇对我根据地都要实行极其野蛮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同时，还在部队游击活动区域内增设了不少据点。根据党中央和晋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指示精神，姚喆率领大青山骑兵支队在绥远敌占区更广阔的地域内，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更为机动灵活的骑兵游击战争。在东到集宁，西至武川，南抵平绥铁路，北达乌兰花、土木尔台的广大区域内，以连为单位分散活动，时而以骑兵快速奔袭薄弱之敌，时而迅速转移避开敌之主力，时而在山地丘陵与敌人兜圈子，时而又声东击西迷惑敌人，使日寇发动的5次“扫荡”没有一次能够奏效。一些日本鬼子领教过姚喆的厉害后，只要听说是姚喆率领骑兵部队来了，就吓得不敢前进。
大青山骑兵支队是在抗日游击战争的烈火中改建并发展起来的，它凝聚了李井泉、姚喆等创始人的心血，一直到1942年10月撤销骑兵支队建制，成立塞北军分区为止，在3年零10个月的战斗岁月里，为坚持和扩大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粉碎日伪军一次又一次的“扫荡”和治安强化运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限共、反共，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转战绥西南
1941年和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极端猖獗和中国人民抗战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日寇为了取得侵略战争的胜利，加强了对中国沦陷区的掠夺和对解放区的进攻，集中兵力进行连续“扫荡”和“蚕食”，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妄图消灭八路军，毁灭我根据地。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削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制造了一系列反共摩擦事件，1941年1月爆发的“皖南事变”，开始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在日、伪、顽的夹击下，中国人民的抗战形势日趋恶化。
极端困难的抗战局面，在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表现得尤为突出，大青山成为全国抗日根据地中最困难的地区之一。日寇对“蒙疆”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视，把“蒙疆”的北部地区划为“防共”特殊区域，大青山就在这一区域之内。从1941年春开始，日寇为了达到其“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的目的，在大青山地区推行极为残暴的“治安强化运动”和“施政跃进运动”。首先，对大青山根据地的“扫荡”更加频繁，规模更大，每次“扫荡”出动兵力都在1000人以上，多时达四五千人。“扫荡”时间最少1个星期，多则一两个月。“扫荡”时采取“分进合击”、“铁壁合围”、“梳篦式”、“穿梭式”等手段，步、骑、车相结合，有时还配有飞机。其次，日寇还对大青山根据地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一齐进攻的所谓“总体战”。最为毒辣的是对我根据地实行封锁围困的“囚笼”政策。日寇在大青山和蛮汗山周围修筑了几十条公路和100多个据点，筑建了一大批碉堡，在沿交通要道的重要村庄分兵驻守。
面对日寇疯狂的“扫荡”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姚喆率领大青山骑兵支队广大指战员，与敌人展开了坚决的斗争，粉碎了日伪军无数次的“扫荡”和“围剿”。绥中地区是我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关活动比较集中的地区，在1941年这一年中，日寇先后对绥中“扫荡”了5次。其中最为残酷的有3次。每次日寇疯狂扑来，姚喆果断地率领部队官兵巧妙地撤离到外线，使其阴谋没有一次得逞。
在大青山游击战争进入困难时期和日寇加紧部署大规模“扫荡”的情况下，党中央和一二○师首长贺龙、关向应对这里的局势极为关注，并为大青山骑兵支队增调力量。1941年秋，姚喆奉命到延安和晋西北汇报工作，朱德和贺龙当面指示：大青山斗争要作长期打算，要搞好军事隐蔽，麻痹敌人，保存革命力量，坚决达到坚持这个战略要地的目的。根据大青山环境恶劣、干部牺牲较多的实际困难，在当时各抗日根据地干部都缺乏的情况下，党中央一次就从延安抽调200多名干部，随姚喆一同来到大青山，使大青山根据地的干部队伍及时得到补充。
姚喆根据敌强我弱的总形势明确提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有利就打，不利就走。”他指挥部队充分利用自己熟悉的地形和山地便于游击活动的特点，不断变化战术：当敌人分区、分阶段“扫荡”时，就指挥我主力向未“扫荡”地区转移，使敌人“扫荡”扑空；当敌人分数路同时进攻，实行全面“扫荡”时，就率领队伍迅速钻空子由内线跳到外线，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歼灭其一路或其少数部队；当“扫荡”之敌兵力过大，难以找到歼敌机会时，则将部队化整为零，分路突围，进入敌人力量达不到的空虚地带和敌据点附近隐蔽活动，或相机袭击敌守备薄弱的据点。在具体战法上，姚喆命令各作战单位灵活地使用集中和分散、分进和合击、攻击和防御、突击和钳制、包围和迂回、前进和后退相结合的各种战术，准确地选择有利时机和敌之薄弱点，采用打伏击战、夜战和长途奔袭的方法，速战速决。
由于日寇的频繁“扫荡”和袭击，整个大青山根据地时刻处于紧张的战斗状态，基本上每天都要打仗，有时一天打几仗。为了防止敌人突然袭击，部队指战员经常是白天上山隐蔽，夜间下山吃饭、宿营，天亮前再上山。连续几个月枪不离人，马不卸鞍，和衣而睡，抱枪而眠，一有情况，立即出发。甚至擦枪时也要将零件放在一块布上，有了敌情，包起就走，上山后再装起来。由于敌军的经济封锁，部队粮食供给经常断绝，有时几天吃不上饭，只得靠野菜充饥。在滴水成冰的寒冬，由于服装缺乏，不少同志还穿着单衣，鞋子烂得不能再穿时，就将牛皮、破毡片绑在脚上走路。部队行军到了驻地，战士们的鞋、袜常常冻在一起脱不下来，耳、鼻、手、脚被冻伤是常事。在这困难的2年时间里，姚喆率领我绥中骑兵支队主力先撤至绥西，后又转移到绥南。当日寇调集重兵对绥南进行“铁壁合围”、“闪电式”“扫荡”时，他又率部来到绥西。
1942年10月15日，日伪军6000余人，突然包围了绥西各山口要道，继而进行大规模的“梳篦式清剿”。前后几天时间，我绥西部队和党政工作人员七八百人在德胜沟、井儿沟、万家沟、白石头沟、一前晌等地被敌包围，情况十分紧急。为了解救被围困的部队官兵，姚喆沉着勇敢，率领部队与敌人进行了6次战斗，然后命令各部化整为零，有准备地分散转移。为了钳制敌人，姚喆在各部队转移后，带领教导大队埋伏于德胜沟西面。当一路200余名日寇进入沟内时，姚喆一声令下：“开火！”我教导大队指战员突然以猛烈的火力向敌人射击，几十个日寇应声倒地，结冰的河沟里留下侵略者的片片血迹。教导队的勇士们则乘敌混乱之际迅速转移。为减少目标，教导大队分成小分队活动。姚喆只带了一个班转移到了绥中。日寇的“梳篦式清剿”历时1个月，于11月14日结束。在我指战员们英勇顽强的抵抗下，日寇重蹈绥中“铁壁合围”、绥南围追堵截失败的覆辙，最后以计划彻底破灭而告终。在我骑兵部队主力正艰难地与日寇斗争的这段日子里，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为贯彻党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精神，加强对绥远和雁北地区抗日斗争的领导，于10月24日决定，将绥远（大青山）与雁北（晋西北第五军分区）合并，成立塞北军分区，以姚喆为司令员，塞北区工委书记高克林为政委，统一指挥绥远敌占区和雁北地区的军事斗争。同时，取消大青山骑兵支队番号，原骑兵第一、第二、第三团番号不变，原晋西北第五军分区部队编成塞北军分区雁北支队。这样，姚喆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但绥远敌占区和雁北地区的抗日工作进一步统一和加强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与后方的联系更紧密了。
11月，晋绥分局给塞北区工委和塞北军分区发出指示信，指出：“必须对日寇大‘扫荡’后所造成的严重困难局面有清醒的认识，要准备在最坏的形势下坚持工作与布置工作；要深入群众工作，实行正确的财政政策，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伪军；认真贯彻精兵简政，精简部队，保存骨干，部队中采取小连队制，组织秘密的不脱产的小武装。”遵照上级指示，姚喆在指挥部队反“清剿”的同时，将骑兵三团改编为步兵团，只留一个骑兵连，使主力更加地方化、群众化，更进一步适应敌后游击战争更加频繁、斗争更加复杂的环境。
转移到绥中哈拉沁等地后，姚喆一方面了解主力撤走后绥中的情况，另一方面鼓励在绥中坚持斗争的干部群众认清形势，树立战胜日寇的信心。几天后，姚喆与转移至绥中的骑兵部队和游击队在黄花铺一带会合。由于绥中敌据点增多，部队不易活动，而绥西山大沟深，便于隐蔽，所以在敌人的大“扫荡”结束后，姚喆立即率机关、部队和游击队重返绥西。这时候的绥西，德胜沟等驻地已被敌人侵占，房屋被烧毁，窑洞被炸塌。姚喆命令骑兵三团团长蔡久率部队穿插到武川县西北和固阳一带平川活动，瞅准时机打击小股敌人。姚喆带领教导大队和部分党政干部共150余人，由骑兵改为步兵，将马匹寄放在老百姓家里，顶风冒雪，转移到了荒无人烟的大青山最高峰——石虎子山。
石虎子山群峰环抱，灌木丛生，周围一二十公里没有人烟，敌人也不敢在山上设立据点。还没到11月，石虎子山早已大雪纷飞，滴水成冰。部队无处宿营，指战员们冒着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严寒，拾柴烧开冻土，在山上挖出一个个不到2米长、1米宽、半米深的地坑，再在上面搭起一座座茅庵窝棚，用来避风宿营。山上风大，窝棚不能搭得太高太大，一般人都要猫着腰进出，抬头就能碰上棚顶。因天气奇冷，须经常在窝棚内生火驱寒，指战员们一个个都被熏得黢黑。
绥西群众食不果腹，平川老百姓一块光洋买不到2斤高粱面，山区群众都是吃灰菜籽度日。部队粮食极为困难，虽然时有群众冒着生命危险送来一点粮食，但仍满足不了需要。在开始的一段日子里，每人每天还能吃三四两小米或喝点莜麦糊，后来无粮断炊，大家只能扒开积雪寻找野菜籽，没有石磨，野菜籽舂不烂，他们就用两块石板将野菜籽挤碎。尽管这样，因为野菜籽太难寻找，他们也只能多放一把雪，将野菜籽熬成粥喝。
在这段极为艰苦的日子里，姚喆同大家一起搭窝棚、喝野菜籽粥，还踏着没过膝盖的大雪拾柴烧火。他谈笑风生，给战士们讲红军艰苦奋斗的故事，鼓励大家打起精神战胜困难。他常说:“我们决不能让日本鬼子侵占祖国的一寸土地。只要大青山还有我们的一名战士，那就证明，大青山还是我们的！”战士们看到司令员坚持在山上与大家一起战斗，并且是那样的乐观自信，都受到鼓舞，更坚定了必胜的信心。正是凭着这种坚强的意志和毅力，我英雄的大青山军民不仅战胜了敌人的“梳篦式清剿”和全面封锁，而且经受了严寒、饥饿和各种困难的严峻考验。
1943年3月，晋绥军区决定调姚喆带教导大队回晋西北整训。3月13日，姚喆由绥西出发，于22日抵达偏关。
1945年2月17日，党中央为加强绥远工作的领导，决定成立绥蒙区党委，以姚喆、高克林、张达志、乌兰夫等10人为区党委委员。4月23日，党的七大在延安胜利开幕，姚喆出席会议。会议召开不久，毛泽东、朱德决定调陕甘宁边区联防军骑兵旅增援大青山根据地，由姚喆指挥。会议尚未结束，姚喆即奉命率领骑兵旅、晋绥军区步兵第九团和第二十七团，重返大青山。7月，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塞北军分区改为绥蒙军区，任命姚喆为司令员。姚喆指挥绥蒙地区步骑部队，配合晋绥和晋察冀部队，对日寇展开了全面反攻，夺取了绥蒙地区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姚喆，曾用名姚秩章，1906年8月出生于湖南邵阳横塘冲村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11月参加乡农民协会，并当选为乡农会执委、邵阳二区十三乡农会主席。1927年7月，大革命彻底失败后，他遭地方反动当局通缉，只身逃到南县继续革命。1928年春，他加入国民党军湖南独立5师随营学校(黄公略领导)，同年7月参加平江起义，成为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一员。
1929年2月，姚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历任红五军班长、排长、特务连连长。1930年6月，以红五军为主成立红三军团，他又历任军团特务团一营营长、第一师三团团长、第一师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第一师参谋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在彭德怀率领下，姚喆始终追随彭部大军纵横驰奔，逐渐养成敢于“横刀立马”的“将风”。在整个红军时期，他经历大小战斗200余次，5次负伤，3次负伤不下火线，受到军(团)甚至中革军委通令嘉奖，逐渐成长为彭德怀赏识的“爱将”。有一次，彭德怀问他:除了打仗，你还能干啥？姚喆回答说:什么也干不了！彭德怀一听笑着说:我就中意你这一点。
1934年1月25日，在福建沙县战斗中，姚喆亲率红十团主攻连50余人突击入城，与反扑之敌展开激烈巷战和白刃格斗。黑夜里，他被隐藏在街巷拐角处的敌兵刀伤左脸颊，伤愈后留下一条三寸多长、一指多宽的刀痕。从此，有了“姚一刀”的别称。这一刀，使他荣获中革军委颁发的三等红星奖章，并调任中共中央政治保卫局保卫队队长兼黄安、梅瓦两区卫戍司令员。前去报到时，彭德怀传话说:你挨一刀，换一个司令员，值得！姚喆回答说:请彭军团长给我再挨一刀的机会。
1934年10月，姚喆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历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总队长、红三军团第十团团长，担负保卫中央首长和机关安全的重任。期间，姚喆近距离地走近伟人毛泽东。一开始，他很紧张，毛泽东幽默地对他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不过，现在不是哭的时候。逢山开路，自有前锋；遇敌抢险，却要靠你。”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完成长征，毛泽东如此评价:姚喆“护驾是有功的”。此后，他历任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参谋长、北路军参谋长、陕甘宁独立师师长，参加了东征山西阎锡山、西征宁夏马家军等战役。1937年春，作为抗战储备人才，他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学习。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北上抗日。由于编制压缩，绝大多数红军干部都是降职任用，但姚喆却能历任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参谋长、七一五团代团长，可见他的过人能耐。对日作战后，他参加过收复晋西北七城等战斗，杀得敌人闻风丧胆，“姚一刀”的大名也在敌我双方阵营中都叫开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姚喆任西北野战军八纵司令员，一野八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绥远军区副司令员，第二十三兵团副司令员，总参高级步兵学校第一副校长、校长，武汉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79年春，姚喆抱病赴京参加全国政协常委会议。5月27日，在返回武汉途中，他突然休克，虽即返京抢救，终因医治无效逝世，终年73岁。 [2]
